牛津大學教育碩士 | 翻轉GPA不足、跨領域劣勢，圓不在藍圖中的夢想

張庭瑄 Clara J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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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學歷 :

University of Oxford – MSc in  Education (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牛津大學 比較教育與國際教育碩士}

大學學歷 :

國立臺灣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 Exchange Programm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 – Exchange Student
^{新加坡國立大學 交換學生}

目前職務 :  

Oxford Summer Courses – Course director education lead in singapore NUS (Oxford, UK)

留學前的學經歷

大學校系選擇 : 臺灣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當初考上台灣大學時，身邊有很多人問我：為什麼想唸台大？是不是把它當成一個「跳板」？或者，台大到底能給我什麼樣的資源？

高二那年，我把生活重心都放在社團上 ，結果代價非常慘烈，我的成績掉到全班倒數第二名。以當時那樣的成績，如果硬要填商學院，根本沒有任何好的學校可以選，於是我很早就放棄了商科這條路。在摸索的過程中，我發現自己真的很喜歡中文，而且是偏向中國傳統文學那種古典的底蘊；現代文學對我來說，反而顯得有些矯情。 

其實在高二成績最差、最迷茫的時候，我曾有一股衝動想先休學去工作，透過實務經驗來確認自己到底適合文、理、商還是醫學。但我們家的觀念相對保守，父母認為休學、轉學甚至高二轉組，都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既然在家庭體制下我沒有其他選擇，我就決定轉化心態—把成績衝高，好在我的國文成績總是能取得高分，也讓我意識到，雖然我對這個學科談不上瘋狂的熱愛，但它是我可以輕鬆勝任的事情。在那個對未來極度迷茫的成長環境下，國文成績的表現就像是我抓著的一塊「浮板」。 既然看清了方向 ，因此也決定孤注一擲拚指考，我的前二十個志願毫無例外全都是中文系，最後也如願扭轉頹勢進入第一志願。

台大中文系 : 在菁英主義的夾縫中尋找自信 

然而，真正進入台大中文系後，大一的日子卻讓我感到無比辛苦。

一走進教室，妳會發現這個系上主要聚集著兩派人。一派和我蠻像，本身底子很好、發自內心喜歡傳統文學；另一派人，則是目標明確地把中文系當成進入台大的「跳板」。在與同儕相處的過程中，挫折感很快就鋪天蓋地而來。那些真正熱愛中文的人，底蘊深厚到無論妳怎麼努力，做得就是比妳好；而那些只想把這裡當跳板的人，哪怕沒有把心思放在這，卻也能「不小心」考得比妳好。這讓我感到非常沮喪，我明明覺得自己把很多事情都做對了，好不容易才拿到這張入場券，但進來之後面對的世界，卻跟我想像的完全不一樣。

那段日子給我最大的領悟是：單純的興趣，其實不足以支撐一個人走得很久。因為當妳把個人興趣放進專業學科的殿堂，它就變成了一種「武器」。大家會拿著自己最喜歡、最珍視的東西去跟別人廝殺，這件事情我後來回想起來，有點令人不寒而慄。我不禁懷疑，為什麼我因為喜歡這個學科而來到這裡，最後卻必須拿著這個學科的成績來跟別人盲目比較呢？明明文學應該是我心靈深處最私密的滿足才對。這種理想與現實的落差，讓當時的我受了蠻多傷，也感到很挫折。

為了在這個環境生存下去，我想了很多調整的方法。那時候我開始做一件極端的事：我上課的每一堂課都會錄音，回去後逐字逐句打成逐字稿、重新整理成精細的筆記，等到期末考試時就瘋狂複習 。 說來也巧，這套極端且耗時的邏輯方法，在高度重視文本記憶與解讀的中文系是非常有用的。如果今天換到講求靈活應用的商學院或其他科系，這招不一定行得通。但剛好在中文系的環境裡它發揮了功效，這也讓我從考試中慢慢找回了一點失落的自信。 

教育學程 : 開拓、探索職涯的可能性

我會接觸教育並決定修讀教育學程，主要源自於兩個因素。第一是高中老師用分數視人讓我留下的負面影響，讓我曾想過當老師或許是一條退路；第二則是到了大二，身邊同儕紛紛陷入「興趣不能當飯吃」的集體焦慮。大一升大二時，系上吹起了一股「揪團」考教育學程資格生的風氣，在朋友的勸說下，迷茫的我便跟著去考了。

在考資格考前，我完全沒有教育修課或家教經驗，直到畢業後才在實務中發現自己其實很喜歡教學。但對大二的我來說，這只是在中文系畢業出路（記者、編輯、行政、公務員）越唸越窄的現實下，被動為自己多開闢的一條生路。當時，我總認爲自己沒有滿足家人對我的期許，好像考上台大中文系，即使是第一學府，仍然沒有交出讓父母滿意的人生成績單。 這讓我隱隱覺得自己做錯了事、沒有符合期待。因此，來到台大後我試圖「力挽狂瀾」，透過修讀教育學程來重新取得當老師的資格，藉此證明自己沒有走偏，並修補與父母之間的期望落差。由於我的家庭都是軍公教背景出身，在我看來，修讀教職對他們而言至少是個穩定的交代，這也是支撐著我當年在一片迷茫與單打獨鬥中，最後決定跨入教育學程最深層，卻也最無奈的原因。 

選修課的後遺症 : 理想與現實的代價，埋下未來選擇的隱患

回首大學那段時間，如果單看 GPA 的數字，反映太過於理想主義的結果。還記得當時選課前大家都會查修課網，在學生論壇討論這堂課「甜不甜、涼不涼」，而我抱持著傲氣，堅決不修「又甜又涼」的課，總覺得這是在出社會前最後一次好好唸書的機會。我那時心思單純，完全沒有意識到 GPA 背後牽涉的現實代價，特別是這對未來「出國留學」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我懷著理想去選修經濟系與教育學程的課，卻忽略了校內存在各學院間巨大的給分落差。而我身為門外漢，卻在沒打聽給分生態的情況下跑去修經濟系的專業選修。這個決定在後來申請出國時讓我付出了代價。當我逐漸確定未來想往教育學系發展時，經濟系那些嚴苛的低分，除了拉低整體 GPA 之外，毫無實質幫助。

新加坡交換學生的啟發 : 國際化環境的生存守則

之所以選擇申請出國交換，最直接的原因是我的家境其實並不優渥，從小我就很清楚自己這輩子不太可能有出國留學的機會。因此，當我看到台大有提供交換學生的名額與資源時，我便告訴自己：既然有這個體制內的管道 (不用負擔海外學費)，為什麼不主動去試試看？ 新加坡國立大學（NUS）當時排名高居亞洲第一，不僅機票相對便宜 、離台灣近，父母在安全上也相對放心。很幸運的是，當時大家都傾向去歐美體驗生活，沒什麼人把新加坡當作首選，我便順利被選上了。這趟旅程，也成為我大學生涯中最關鍵的轉折點。 

因為抱著「公費留學」的嚴肅精神去學習新知， 這次交換帶給我最大的啟發，是深刻體會到國外的就學環境與台灣真的非常不一樣。新加坡各個科系的學生們學生們，雖然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人會講中文、閩南語，社會文化看似相近，但校園內學生的讀書心態與學習方式卻截然不同。包含身邊所有人都是理所當然地閱讀原文專書、全英授課，這對文學院出身、習慣傳統中文文本的我來說，造成了極大的心理負擔與衝擊。

然而，這場衝擊也直接造就了我後來申請碩士時的心態。一方面，因為親眼看見國際頂尖學生的實力，發現自己的不足而感到不自信；但另一方面，這種危機感也促使我採取更積極的行動。我決定提早整整一年開始準備研究所申請、主動找人潤稿，並專門去修讀學術寫作的課程。這次的交換經驗讓我提早清醒，切身體會到「想像中的出國唸書」與「實際進入一個有競爭力的國際環境」之間，究竟存在著多麼巨大的現實落差。

畢業後的職涯發展 : 自由業生活，復燃的留學「野心」

從大三開始，我其實就提早跨入職場，進入富邦金控工作。當時我被分配到人壽部門，一邊做著人壽業務、一邊瘋狂考取各種金融與投資相關的證照。這一切的契機，單純是因為當時我修了經濟系的課，學校信箱收到招募實習生的信件，我便抱著試試看的心情一路堅持了三年。於是，二十歲的我開始過上了某種程度上的「雙面生活」。雖然名義上是兼職，但我完全是用全職的心態投入在做人壽業務與投資金融商品。從大三一路做到大五畢業，我的金融業務越做越順，心想那就繼續做下去吧！但與此同時，我並沒有放手我同樣有興趣的教育領域。為了維持對教學的手感，我一邊在補習班上班、寒暑期到不同的營隊教書，一邊還要四處去補習班面試、進行試教。 在金融業與教育圈打滾的生活， 看似忙碌卻異常踏實，為什麼又突然動了從前看似不可能的出國留學念頭呢？ 關鍵的原因就是同儕們的刺激，引爆我內心深處的不甘心。

因為延畢的緣故，出社會一年的時間點，系上出國留學的同學們也紛紛學成歸國，聽著他們分享海外城市的生活、學校的排名，有意無意地炫耀激起我的不服氣。不可否認，每個人在出國的路上都付出了一定程度的努力，可是我的家庭環境並沒有給我足夠的資源，所以我的選項其實一直都比其他人少，當時心裡不盡充滿了委屈。所以我決定要去留學的心態，其實帶有一種狹隘卻無比強大的好勝心：我想試試看，如果把我這個大五畢業、出社會一年的履歷，放進留學界的標準裡，我到底能申請到什麼等級的學校？我想知道，如果進入同儕們的遊戲框架裡，我能不能做得比其他人更好？ 

當時我給自己設下了一個極為嚴苛且功利的標準：如果申請出來的結果是倫敦國王學院（KCL）或倫敦大學學院（UCL）等世界頂尖名校，我就砸鍋賣鐵出國讀書；但如果事實證明自己並沒有特別優秀，那我也會欣然接受現實並放下執念。因為我只是想知道如果能夠公平競爭，自己的極限在哪裡。哪怕需要把我工作存下來的積蓄全部花光、甚至背負貸款，我都在所不惜。這場留學夢的起點，不是什麼高尚的學術情懷，或對海外生活的憧憬，而是一場證明自己絕不輸人的自我救贖。 

牛津大學 : 英國碩士留學經驗分享

如何決定碩士留學國家，為什麼是英國?

因為身邊文學院的同學們，出國留學選擇的目的地大部分都是英美，所以開始準備時就理所當然地的選擇同樣的「戰場」競爭，而美國則因為疫情後頻傳的治安事件被我暫時擱置，自然而然的就只準備英國碩士的申請。另一個附加因素則是伴侶的家人已經移居英國超過 20 年，父母也會覺得選擇一個有人可以照應、請教的地點更讓人安心。

不過坦白說，現實層面還是「預算」與「時間」上的考量，畢竟我規劃的留學資金最主要的來源還是貸款，而目前不管是教育部、銀行或市政府提供的方案，碩士額度上限就是 120 萬。加上我自己的全部積蓄以及家中的支持，最極限的預算就是 250 萬，簡單計算前期費用 (行政費用、申請費用、機票)、學費及生活費，基本上只能鎖定一年制的 Program，而英國最主流提供一年制碩士學程的國家，也就拍板定案把英國作為唯一的選項。

英國碩士申請 : 留學申請過程的挑戰，錄取牛津大學的歷程

由於大學期間完全沒有把留學的可能性放在未來藍圖，因此在大量的跨領域選修時並沒有兼顧好學期成績，最後以 GPA 3.59 / 4.3 畢業，也讓我在申請過程一度被抨擊的體無完膚。因為對成績的不自信加上同時兼顧工作賺取留學資金，讓我從一開始就很確定自己需要找到可以信任的留學代辦從旁協助，最後也很幸運找到 EDU 壹教育的顧問幫助我在最快的時間就上軌道，可以把寶貴的時間都用在持續提升自己的錄取機率。

(因為本次訪談總共用時 2.5 小時才結束，Clara 將留學申請過程中的真實記錄，另外撰寫一篇專欄文章，包含最常被問到低 GPA、是否該找留學代辦、申請學校清單等，詳情可以閱讀 : 英國碩士申請經驗－牛津大學 MSc in Education)

我總共申請了 6 間學校、10 個 Program，因為衡量自己的學經歷也知道牛津、劍橋只能當作夢想，投出申請僅是實踐一個人生中的里程碑。如同專欄文章中的分享，本次申請完全以「世界排名」作為首要目標，因此申請的重心還是放在 UCL (#8) 及 KCL (#35) 兩間錄取人數較多、機率學上較為務實的選項。沒想到一開始就迎來地獄開局，還記得當時大年初五收到顧問的訊息 :「沒關係」，首間放榜的竟然就是我抱有最高期待的第一志願 — UCL Education MA，至今想到那天慌張無助的心情都仍記憶猶新。好在年後 KCL, Edinburgh, Manchester 都陸續傳來好消息，讓我的心裡也踏實不少，也逐步開始準備出發英國的事宜。

而最為戲劇化的橋段，我想是最後剩下 University of Oxford MSc in Educati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 Comparative Education MA 結果尚未出爐時，手上最好的 KCL offer deadline 卻已將至，但就在我下定決心付完近 10 萬台幣 (£2,000) 的保證金，隔天晚上 11 點結束家教工作時，信箱跳出來自牛津大學的面試通知。當下我的心情只能用「天崩地裂」四個字來形容，甚至其中並沒有太多開心、欣慰的成分，而是很不解老天爺為什麼在這個時刻給了我一個明明只有 1% 機率，不過不可能會甘心放棄的機會? 無助的我，只能直接蹲在警衛室前面嚎啕大哭。

收起情緒、快速衡量現況，那段出國前的時間為了多累積一些留學的預備金，每天都是多份工作到 10-11 點，根本無法好好備戰牛津大學的面試，後來只能很不好意思地跟所有雇主、客戶請假一週。短短七天內，我總共安排了超過 100 小時的模擬面試，跟母語人士、英語教師、領域專業人士、校友演練各種不同的問題、情境，最後竟然真的讓我實現想到不敢想的夢想，我即將進入世界第一 (#1, Times Higher Education) 的大學讀書了!

題外話，當時手握 Oxford 與 KCL Education offer 後，我因為牛津大學的學費整整比 KCL 貴上 40% (£35,000 v.s. 25,000) 有過短暫遲疑，不過諮詢每一位牛津校友都給我一致的肯定回覆 :「重來一次，即使傾家蕩產也會選擇牛津大學」。還好最後的一年有爆肝的努力賺錢 (真正意義上的肝指數爆掉)，簡單計算如果省吃儉用過生活，應該還是足以支付英國的生活費，便期待展開我的奇幻之旅。

牛津大學 : 電影般的學院制度，與家一般的歸屬

作為英國最古老的大學，牛津大學最格外不同且神秘的不外乎是學院制 (Collegiate System) 的存在，對於哈利波特影迷而言，馬上就能聯想到四大學院的畫面。或許不應該用電影般來形容，而是劇中的靈感本身就源自英國傳統學院制的啟發。

與過去我們在臺灣接觸到的 department (科系、專業學院如 : 電機學院、商學院等) 不同，英國傳統學院制 college 是專門負責學生除了「育」以外，食 (食堂)、衣 (畢業袍?)、住 (宿舍)、樂 (運動、社交) 等一切事務的單位，甚至學生的學費、住宿費也是繳納給學院作為發展基金。目前在牛津大學校內一共有 39 個學院，其中最知名的莫過於 Christ Church (基督堂學院 )，愛因斯坦曾經作為研究院士在此講課五年的時間，學院校友更是誕生超過 13 位的英國首相，有趣的是霍格華茲大餐廳的原型啟發正是來自 Christ Church。

說來慚愧，當時在填寫申請資料時，因為我根本沒有想過自己有一天會出現在牛津大學，所以我在填寫學院志願時便直接選了 no preference (不指定)，所以在入學後就自動被分配到純研究生學院 —Linacre College。一進來才真的體驗到牛津學院間的「貧富差距」，簡直就是現實社會的縮影，我們學院雖然在財務狀況屬於中段水準，不過與最富裕階級的 Christ Church 等學院相比完全是雲泥之別。擁有大額校友捐贈基金的學院，不但有本錢提供高額獎學金、電腦購置補助、免住宿費等福利外，聽過同學們分享過最浮誇的是學院在瑞士滑雪勝地有購置小木屋，寒暑期長假時可以相約免費入住；而我則是面臨到校外參加研討會可能會沒有補助的窘境，建議大家還是要在申請學院前做足功課。

抱怨歸抱怨，作為一所歷史不到百年的現代學院，儘管 Linacre College 在硬體設施、物質福利上與其他上百年學院可能存在落差。不過我還是對身為學院的一份子充滿歸屬感與榮譽，身為最具國際化的學院，我們這一屆由 250 位來自 190 多個國家的碩博士生組成。一開始看著學院 — 追求平等、多元融合、照顧弱勢的使命總覺得只是冠冕堂皇的話，想不到在開學典禮上，院長 Dr. Nick Leimu-Brown 先生走到我身邊，真誠的對我說道 :「You may feel you aren’t the brightest mind to walk through these college gates, but if you ever think there is anything we could do better, you must let me know. I’m here for you to make this as home. 」，當下我真的一度哽咽且震驚。你能想像這是一個在牛津大學校內，乃至是在全英國的權威性人物，卻像親切長輩、朋友般給予的人文關懷。

後來在學期間，我也在住宿生活中遇到不堪其擾的騷擾事件，通知學院後也在第一時間就獲得協助及關心，責無旁貸的用最短的時間安排更換宿舍、搬家的事宜。這也讓我不得不相信，學院的使命不僅只是冷冰冰的標語，而是真正落實在每位校友心中的願景。

University of Oxford – MSc in Education 學程概況

Education Department 可能是學生年齡層分布最廣的學程，我的同學們不乏從英國、美國教育現場退休的教師 (女兒都已經比我大的朋友們)，其他像是想要改變教育現況回歸校園的教師、研究國際教育政策的基金會工作者，甚至還有西點軍校特別推薦到牛津培訓的現任軍官。每個人在教育工作上面對著不同世代的待解難題，也讓每一堂課堂討論上總是能充斥多元聲音，也讓碩士課程別具意義。

Education Department 的碩士班其實分很多組，像我是「比較與國際教育（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另外還有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兒童教育（Child Education）等共 6 種不同組別。修課制度主要分為三個學期，每學期為期八週：

1. 貫穿學年的必修課：從第一學期到第三學期，皆有一門課程 「研究方法（Methodology）」。這門課會由淺入深的教學質性與量化研究的方法，是所有教育系碩士生都必須修習的基礎。
2. 第一學期（Michaelmas Term ）：非常著重在自己科系的理論。以我們組為例，會探討什麼是國際比較、比較基準、多元文化融合以及政策研究等理論基礎。
3. 第二學期（Hilary Term）：這是我認為最酷的階段，就是所謂的選修課（Option modules）。妳除了選自己科系的課，還可以跨組去選其他科系的課（例如去選高等教育的課）做跨學科結合。
   • 選修面向：可以選擇以「課綱設計」、「教學研究方法」或「政策研究」為主。政策研究又分得很細，包含高等教育、一般公共政策或特殊教育政策研究。
   • 修課負擔：一學期最多選四門課（包含一門必修的研究方法，剩下的三門自選）。第一學期通常是固定的課程，第二學期則由學生自行決定。
4. 第三學期（Trinity Term）：大家幾乎不會安排常規課程，剩下最後的研究方法課，因為這個學期的重心全都在撰寫畢業論文（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 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最受用、印象最深刻的課程

在英國留學期間，對我實質幫助最大的並非是任何一門必修課或選修課的理論，而是四門核心必修課延伸出來的助教課。這幾位助教非常熱心，除了定期舉辦讀書會外，幾乎每週固定規劃的在學博士生、校友們的演講。他們邀請了大量業界實際工作者與優秀學長姐重返校園分享。在那個環境下，我深刻感受到一種「為學術圈學弟妹無私奉獻」的傳承精神。這種高頻率的交流，促使我主動在課堂之外 Networking。對我而言，這四門附屬演講課最大的價值，在於幫我搭建起極具含金量的人脈網絡，讓我很明顯的感受到自己的高昂學費值回票價。 

舉例來說，一場由美國博士生帶來的專題演講給了我極大的思維衝擊 ，他分享的研究主題竟然是「檳榔教育」。他深入探討了越南、泰國以及東南亞等國家中，檳榔在文化、經濟、精神層次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台灣的傳統語境下，檳榔往往被視為極其日常、本土，甚至在主流階級眼中有些被棄如敝屣的東西；但我卻在英國的頂尖學術殿堂上，看到它被賦予嚴謹的學術架構，堂堂正正地走上國際舞台，這件事徹底打破了我對「研究」的刻板印象。

我開始醒悟到，真正有價值的學術研究不應該只是高瞻遠矚、盲目追求宏大虛無的敘事，而是應該從自己身邊最切身、最觸手可及的日常事物出發。這場關於檳榔的跨文化報告，如同巨石投水，為我開啟了完全不同的思考格局，也重新定義了我看待自身文化與未來研究方向的眼光。 

而在所有正式課程中，我最喜歡的選修課是教育公共政策（Educational Public Policy）。這門課的教授曾任英國教育部的高級局長，他的授課風格極其「不學術」，不談枯燥的理論，而是直接剖析各項政策的推動脈絡與實質結果。在每堂課的尾聲，他總會拋出一個尖銳的提問：「如果你是決策者，現在你要怎麼改？不要管你上面的老官僚，你現在站在這裡，告訴我你要怎麼改。」

這種高社會地位的前輩主動俯身、傾聽我們這群一無所有學生的對話模式，激發了我們許多大無畏的創新想法。當他指出這些想法在體制內的現實限制時，我們甚至會反駁：「您應該聽取我們的意見，去把體制內的限制抹除（Erase），因為限制不應該在理想的系統裡存在。」作為一個非英國本土成長的學生，我對這種國家級的大方向決策極感興趣，更思考著如何將這些思維帶回台灣。

不過，課堂上時常陷入「瘋狂吵架」的狀態。因為班上有許多在教育現場工作多年的資深前輩，他們的現場實務觀點與教授的宏觀政策觀點往往大相逕庭。每個人從各自立場出發，觀點迥異卻都極有道理。雖然這堂課的討論最終通常是「不了了之」、只留下開放式的答案，甚至因此成為系上這三年來被學生普遍抱怨最多的一門課，但我個人卻覺得非常受用，它徹底拓寬了我對體制改革的想像邊界。

英國留學 : 牛津研究生的課外生活

分享出來也不怕大家笑話，前面也有提到我的留學路上並沒有家中的穩定金援，加上選擇來讀牛津本身就是個超出預算的決定，因此我在學期間除了參加研討會外，其實完全沒有餘裕規劃外出旅遊過。

我最大的樂趣就是與三五好友在牛津校園中 College Pub Crawl (學院酒吧路跑)，學院制的一大優點就是可以創造一個截然不同的社交圈，再讓每個學生帶著兩個不同的社交圈相互重疊、交流。一開始只是跟著系上同學們參觀他們各自所屬的 College Pub，後來才發現每次總能在酒吧中與就讀不同專業、來自不同文化的學生交流，針對當下的時事、社會問題開啟討論，從中真的能獲得非常大的滿足感。因為 College Pub 都是由學校自營，一杯啤酒都只要 1 英鎊，可以說是留學期間屈指可數不用花大錢的娛樂。

其他值得一去的活動還有著名的「牛津辯論社（Oxford Union）」，那是一個坐落在千年古老建築裡的思辨聖地，承載著牛津創校以來的悠久傳統，甚至時常邀請各國卸任元首與政治人物前來參與歷史性的辯論。在這座古老的城鎮裡，也還存在著許多既封閉又令人著迷的學生神祕傳統。例如每年的 5 月 1 日清晨（May Morning），牛津的合唱團會登上一棟古老建築的頂端，面向群眾吟唱迎接春神的歌謠。為了參與這場盛會，學生們通常會在前一天晚上瘋狂喝酒到凌晨三點，接著直接湧上街頭，在春寒料峭的黎明中瘋狂跳舞；還有一些更神祕的學院儀式，比如在日光節約時間調整的那天深夜，某個學院的學生會集體披上傳統的黑色學術斗篷，在神壇周圍逆時針繞行，彷彿試圖用肉身與宇宙的巨輪力量相抗衡。甚至校園裡還會舉辦充滿趣味的「烏龜爬行大賽」，每個學院都有自己豢養的吉祥物烏龜，大家會在賽場旁緊張地下注，看哪隻烏龜能最快爬出圈外。這些活動組成了牛津極其獨特、外人難以窺見的學生視角。

日常起居上，與異國同儕「聚在一起煮飯」是我們極其重要的生活儀式。我們曾聽過一件想起來仍然奇妙 ——在宿舍裡自己製作繁複的「北京烤鴨」。當時班上有許多來自台灣與各國的醫生朋友回來唸書，面對需要長時間、精準掌控火候的烤鴨製程，他們竟然拿出了在醫院值輪班的嚴謹精神，每個人嚴格排班顧守八個小時，眼睛動也不動地盯著烤鴨在烤箱裡轉動。這種在廚房裡堆疊出來的相處，無形中建立了一種極其深厚的革命情感。 

不過，實話實說，在這些斑斕的傳統生活背後，我絕大部分的時間，其實還是安安靜靜地待在圖書館裡讀書。 

英國留學 : 牛津大學碩士的生活開銷分享

來到英國以前，還以為只要遠離倫敦就能大幅降低生活成本，沒想到我還是太天真了，牛津的物價也是不相上下。首先留學開銷的最大比例還是房租，當時我選擇入住學校宿舍，每個月的費用是 750 英鎊（約 30,000 台幣）。但必須強調的是，那是兩、三年前的物價，而且在那個價格下，我們必須面臨 12 個人共用廁所且男女混宿的克難環境，整體的居住條件其實並不好。如果想要追求好一點的居住品質，擁有獨立廚房與個人衛浴的 Studio 房型，現在一個月房租普遍落在 1,400-1,500 英鎊之間，住宿成本上幾乎已經與倫敦的核心精華區不相上下。 

除了住宿，當地的交通網絡也對荷包帶來不小的壓力。牛津市區內並沒有捷運等發達的大眾軌道運輸工具，日常通勤只能完全仰賴公車。然而這裡的公車票價非常昂貴，單趟收費就高達 3 英鎊；這意味著如果你為了省房租而選擇住得離校區較遠，每天光是到市中心上課，來回的交通基本開銷就是 6 英鎊，長期累積下來是一筆非常可怕的數字。

再來則是餐飲與日常社交的支出。對我而言，在異國求學，一起吃飯其實是一種最精準且適合的社交策略，因為透過一頓飯的時間，你可以快速跟不同背景的人深入暢聊兩小時，即使彼此原本不熟絡也不會感到尷尬。但現實是，在牛津外面餐廳吃飯的費用真的太過高昂，為了在有限的預算下維持生活，我們多半會選擇在宿舍自己下廚，或者邀請朋友來到自己的宿舍開伙共餐。

除了基本的食宿，牛津特殊的學院體制在生活細節上也延伸出許多無法迴避的開銷。比方說，各個學院在學期間都會舉辦盛大的主題派對（Commemoration Balls），這種派對的票價通常都是 150 英鎊起跳，而且一釋出就會被學生瞬間秒殺。此外，還有牛津最具代表性的「正式晚宴（Formal Dinner）」，在學院的古老古蹟禮堂內用餐，一餐的收費大約是 30 英鎊起跳。為了在緊密且封閉的學術圈裡建立人脈、維繫社交，有時你不得不硬著頭皮投資這些成本。

如果把這些項目加總，去審視留學的總體經濟門檻，我當時一年的學費大約是 35,000 英鎊（約 150 萬元台幣），而一整年的基本生活費至少也要 100 萬台幣才跑不掉。平均計算下來，每個月在當地的日常開銷大約在 8 萬到 10 萬台幣之間。當時我是因為極端克制，才得以將生活成本壓到最低。

若再算上英國簽證費、海外學生醫療保險（IHS）、台英來回機票、當地的日常交通以及參與各項學術研討會的雜支，在我的那個時期，總預算準備 200 到 250 萬台幣是剛好足夠的範圍。然而，面對如今嚴重的教育通膨，這樣的預算現在絕對不夠。因為光是我當年 150 萬台幣的學費，據我所知，今年已經一路飆漲到了 220 幾萬台幣。牛津這張頂尖學術殿堂的入場券，其背後的金錢門檻，正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變得越來越嚴苛。

英國職場經驗分享

校園實習工作 : Overseas Student Teacher Companion

在七月到九月這段論文收尾、準備投入正職工作的空檔，我原本計劃給自己一個月的時間專心尋找工作。恰逢當時正值牛津的暑期學校（Summer School）旺季，當地的教育機構需要召集牛津大學的在校學生，來協助指導學員相關的研究方法。嚴格來說，那時的我已經完成了所有正式課程，正處於將論文進行最終潤飾與收尾的階段，於是便順理成章地接下了這份工作，擔任類似指導老師的角色。

這份工作對我而言是不無小補的。由於論文進入尾聲、校內也已不再有常態課程，我便將一整天的時間切割得非常有規律：早上全神貫注地撰寫與修改論文，下午則準時前往暑期學校上班。這樣的時間管理對當時的心理狀態非常有幫助，因為唯有強迫自己抽離，才不至於讓整個人日夜都陷入論文寫作的疲憊迴圈（Loop）中循環。

我當時負責帶領的是一群從日本遠道而來的學生。那是一個專門為日本學生開設的當地教育機構，他們透過與牛津大學的校際合作，在暑期將這群學生帶進牛津的古老校園中，讓他們能親身體驗最真實的英式學術環境。在課程規劃上，機構除了邀請牛津的大學教授在上午講授核心正課之外，下午當學生需要開始著手進行個人或小組專題時，就會由我們這群碩博士學生進場接手，手把手地教導他們如何梳理邏輯、應用研究方法。

這份兼職工作最棒的地方，在於它讓我在畢業前夕依然能保有學生身分、繼續住在學校宿舍裡，同時又能獲得一些彈性且尊重的賺錢機會。當時的薪資算下來每小時大約有幾十英鎊，每天固定工作四、五個小時，整期課程持續大約三至四週。因為暑期學校的週期普遍不長，這段經歷不僅在經濟上適度補貼了我的生活開銷，更在跨文化教學的實務上，為我的留學生活尾聲畫下了一個充實且規律的句點。

牛津求職資源 : 學習人脈管理為上上策

在牛津面臨畢業求職季時，學校官方主要提供了三大常態性的管道。首先是學校專屬的求職網站，上面會定期更新各界釋出的職缺資訊；其次是規模盛大的求職博覽會（Career Fairs），學校會在特定的求職季節包下大型會議廳，讓各大企業的攤位進駐。這些博覽會通常會依產業進行分類，例如今天專屬教育類別，明天則輪到電子科學或化學相關領域，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專業方向去註冊、參與。

最後一項官方資源則是校內的求職中心（Career Service）。當地的求職中心確實會積極幫學生媒合工作，但根據我當時的觀察，這些機會通常不是那麼「正式」的常態職缺，多半屬於短期的臨時代班、兼職（Part-time）的非全職職位。這些機會的由來，往往是因為學校內部的某個行政或教學職位有人請產假，或者是特定部門在暑假期間急需人手幫忙，求職中心便會扮演橋樑的角色進行媒合。

除了上述的官方管道，我覺得在牛津求職，大家最喜歡也最常運用的策略其實是 Networking。正因為校園裡每天都有高密度的課外活動、國際會議和學術研討會，這裡成了建立人脈的絕佳溫床。學生們會非常聰明地抓緊自己還擁有「牛津學生」這頂保護傘與 Title 的黃金時期，大膽地去向業界前輩或講者搭話，直白地告訴對方：「我一年後即將畢業找工作，請問我們能不能保持聯絡？」

然而，如果脫離了理想的理論層面，老實說，我認為學校實質給予的求職資源並沒有想像中來得豐厚。或者更貼切地說，整個環境處於僧多粥少的狀態，校方的管道很難真正滿足所有畢業生龐大且多樣的就業需求。

很多人會強調頂尖大學的校友資源，但在英國的就業市場裡，存在著一個極其殘酷且現實的隱形限制——那就是「簽證」。這對文科生來說，是一個幾乎致命的重傷。如果我們今天不是身在科技業，也不是從事純商業的熱門領域，一般教育或文史產業的公司很少願意花費高昂的成本去為外國人擔保工作簽證。在簽證的硬性限制下，就算妳擁有再強大的校友資源、拓展了再廣的人脈，往往也只能在現實面前止步。

回過頭來看，這所學校對求職最大的幫助，終究還是來自於「牛津大學」這塊金字招牌（Title）所帶來的社會地位。但我也深刻體會到，那個耀眼的光環主要存在於妳還是學生的時候；一旦妳正式畢業、脫離了校園的保護，那個光環能拿來博弈、玩轉的籌碼與成本，便會極其現實地隨之消失。

英國求職經驗分享

在英國求學步入尾聲時，我曾聽過身邊學長姐親身實驗出來的求職數據：在英國，牛津大學畢業生平均需要花費半年到一年的時間找工作，其比例大約是投遞 100 份履歷，只能滾出 5 個面試機會，而這 5 個面試最終可能只會換來一份正式錄取（Offer）。如果放大到整體就業市場的大數據來講，很多人甚至得耗時兩到三年、投遞超過 300 份履歷才有所收穫，畢竟當時英國的環境其實並不算太好。

在這樣低迷的局勢下，我自己也記錄了一組小小的求職數據：我總共只花了 26 天投遞履歷，期間還必須一邊在奶茶店打工維持生計。我一共投遞 40 個職缺，其中有 3 個成功闖進第二階段面試；最後我回覆前兩份工作的面試，剛好兩家都獲得錄取，我便決定婉拒第三份面試邀約。

這段相對順利的求職過程，得益於我出國前在職場累積的籌碼。當時我找了許多業界前輩進行非正式的面談（Coffee Chat），他們向我透露了一個當前市場上極其致命的傷：現在滿街都是拿著英國碩士學位找工作的人。 因此，雇主在評估時，往往更看重申請者的實際工作經驗。這讓我深感慶幸，幸好當初自己沒有選擇一畢業就盲目出國唸書。如果我大學畢業就直接過來，我手上握有的牌就會和絕大多數的應屆畢業生一模一樣，毫無鑑別度；但我選擇在畢業、工作兩三年後才出來。我手裡握有真正的教育第一線工作經驗，甚至還有扎實的金融銷售資歷，這剛好讓我在面對英國雇主時，出了一張與眾不同的實戰底牌。 

其中我認為最值得分享的是「履歷精修」 的技巧，畢竟如果倒在面試之前連表現自己機會都沒有。我絕不拿同一份履歷海投，每一份 CV 都會根據特定職缺進行深度微調，修改一份往往就得耗費三天的時間。我當時靈活運用生成式 AI 的科技優勢，將相同職缺的 10 份不同企業的「工作說明（Job Description）」餵給 AI 工具，請它透過大數據分析、抓出高頻出現的產業關鍵字（例如全球化 globalization）。接著，我再把這些關鍵字與我過往的實務能力進行邏輯連結，精準地整合進我的 CV 當中。 

英國工作內容分享 : Oxford Summer Courses – Course director education lead in singapore NUS 

我目前所任職的教育機構為 Oxford Summer Courses，主要負責各項課程的全球營運與策略拓展。我們機構的核心受眾橫跨 9 歲到 24 歲，並依據年齡提供精準的分級與分科教育。其中，9 到 12 歲的年幼學生，我們會安排在倫敦歷史悠久的哈羅公學（Harrow School）或伊頓公學（Eton College）體驗傳統英式教育；而 13 歲至 24 歲的學員，我們則提供高強度的分科菁英教育，涵蓋神經科學（Neuroscience）、生物學（Biology）、遺傳學（Genetics）等前端領域，進行為期兩週的精緻暑期課程。在英國，我們與牛津大學、劍橋大學深度合作，直接將學生帶進這兩所頂尖學府的學院內上課。這些課程的本質，正是為了海外升學做銜接，並提供高難度的頂尖大學升學準備。

與此同時，Oxford Summer Courses 的母公司是 Summer Discovery，他們在美國經營同樣屬性的名校暑期營隊，與哈佛大學、柏克萊大學等名校的合作歷史已超過 60 年。我們兩個組織強強聯手，在當前的國際教育市場上，正是全球規模最大的暑期教育機構。

偌大的跨國教育體制中，我目前的具體職銜是亞太區負責人。這份工作的本質雖然屬於高階行政營運，但同時具備強烈的市場業務與行銷專長特質，特別著重於 B2C（直接面對客戶與家長）的溝通與開發。我必須站在第一線，向來自不同國家與文化背景的家長清晰闡述課程的長遠效益，同時敏銳地收集家長的意見回饋並將之回報給後端的課程組與行政組。我們會針對回饋共同探討課程如何微調、包裝或定價，這與宏觀的行銷策略息息相關。此外，我亦同步負責全球（主要為非亞洲區）的大學、高中、國中及國小的校園開發與戰略合作。

而在今年，我更迎來了一項極具挑戰性的新任務—我們公司即將在我的母校新加坡國立大學（NUS）開闢全新的國際校區。今年暑假，我將親自前往新加坡擔任 Course Director，全權負責管理當地的行政團隊、調配課程資源，並主導第一線的招生與行政營運。這份工作讓我得以從最初的課程設計、中游的銷售行銷，到最下游的在地實踐，獲得極其全面且立體的跨國營運體驗。這與我前一份同樣專注於課程銷售的工作在脈絡上是相承的；比較幸運的是，我是在前一份工作任期過半時，收到了獵頭的主動邀請才決定跳槽。因為我始終渴望能獲得更多與國際第一線頂尖教育機構（如海外大學、高中）直接對話與開發的機會，我非常清楚，這些累積下來的實務能量，在未來我回到台灣時，都會轉化為無比珍貴且不可替代的資源。

下一步的職涯規劃 : 累積實務經驗，返台前的亞太戰略深耕 

目前在英國的職涯發展看似順遂，甚至原本公司已經同意協助我申請英國的工作簽證贊助（Visa Sponsorship），但我近期卻做出了一個讓身邊所有人都覺得大膽且瘋狂的決定：我拒絕了老闆的工作簽證，跟他報告我決定離開英國了。

因為對我而言，在英國的生活與工作節奏逐漸變成了某種「舒適圈」，它已經無法再帶給我足夠的衝擊與挑戰。我直接向我的老闆提案，表達我要帶著這份跨國工作與亞太區負責人的職務回到亞洲，親自去敲開日本、韓國、中國、香港、新加坡以及馬來西亞等高等教育機構的大門，展開更深度的亞洲跨國合作。

做出這個大膽折返的決定，背後承載著我對教育更宏大的野心。我渴望獲得真正多元且在地的國際教育視角。因為我深刻意識到，真正的國際教育絕對不能只是盲目地「複製貼上」英美兩國的文化，而是必須先蹲低身體，深刻了解當地社會的文化脈絡與制度背景。

我之所以選擇深耕亞太區，是因為這裡的文化背景、家庭觀念與台灣最為相近，是極具參考價值的對照樣本。我內心終極的期盼是，有朝一日當我結束這場海外的征途、堂堂正正回到台灣時，我能站在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無比有說服力地告訴台灣的大家：我不只是一個會坐在象牙塔裡唸書、取得名校學歷的留學生，而是一個在國際教育產業巨頭裡，真正擁有實務跨國經驗、有能力動手解決台灣本土教育問題的實踐者。我想要用我在亞太區與歐美累積的戰略視野，去徹底翻轉與打破大眾普遍認為國際教育「只是在冷氣房裡上上英文課」的膚淺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