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系到臺文所，如何在歐洲 NGO 找到「研究即倡議」的力量

林宗洧 (R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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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學歷 :

國立臺灣大學 臺灣文學研究所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Exchange Student
^{加州大學 柏克萊分校 交換學生}

大學學歷 :

國立臺灣大學 社會學系

實習經歷 :

New Women Connector (Zoetermeer, The Netherlands) – Project Assistant (臺大國際引水人計畫)

社團法人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 – 研究助理 (Part-Time)

大學的學涯發展

校系選擇 : 臺大社會學系，非典型升學路線

國、高中升學階段，我自知數學一直很不好，早就意識到如果遵循一般的升學管道 (學測、指考)，我很難擠進頂尖大學的窄門。因此只能另闢蹊徑，目標是透過「特殊選才」申請大學，當時我在社群媒體上宣告：「如果我能不考學測就上大學，那我就要去 Gap Year 一年。」

這個想法並非憑空而來，因為自己新二代的身分，我從小就對兒童權利議題有所關注，一直希望能為此社群有所貢獻。於是，我將 Gap Year 的藍圖規劃為兩大部分：一是在全台灣進行兒童權利公約的宣講，讓更多人了解這個議題；二是前往國外的 NGO 實習，親身體驗國際同類型組織的工作模式。很幸運地，我最後如願在學測前確認以「希望入學」管道錄取台大社會系。

當初選擇社會系，對我來說是一個很自然而然的決定。我的家庭背景比較特別，父母的學歷不高，他們對台灣的升學體制不甚了解，總是對我說：「你選自己喜歡的、開心的就好。」

我很清楚自己的興趣在人文社會領域，數理、商管從一開始就不在我的選項內。剩下的科系中，法律系或許是許多人的首選，但我一想到要背誦大量法條，就覺得很無趣；而社工系需要處理大量個案的情緒，我評估自己當時還不具備那樣強大的情緒調節能力。最終，我選擇了社會系，因為它更貼近我所嚮往的倡議工作，能從一個更宏觀的視角去分析並試圖解決社會問題。

比照未來大學 : 吸收 Gap Year 經驗作為養分

確定錄取臺大後，我便開始實踐我的承諾，申請當時青年署的「青年體驗學習計畫」。我的情況比較特別，多數參與者是高中畢業後，透過這個計畫探索未來，再以此經歷申請大學；而我則是已經有大學學籍，再向學校辦理「保留入學資格」。我還記得，當我到臺大註冊組辦理時，承辦人員對我說：「你是我遇過全校第一個使用這個規定的學生！」那種感覺很奇妙，因為多數人是「休學」，保留著學號，而我是會獲得新的學號，隔年才會成為真正的新生。

2019 年下半年，我開始在全台跑透透，完成了四、五十場的宣講。11 月，因為城市浪人的學姊希慈的引薦，我前往清邁的 Warm Heart Foundation 實習。18 歲的我對於職場、國際觀都還很懵懂，單純只是想去東南亞開開眼界。原先我還規劃了更多海外行程，卻因為 2020 年初疫情爆發而中斷，最後半年的時間，我留在台灣的「台少盟」工作，直到 9 月正式入學。

這一年滿滿的實務工作，不但沒有讓我與學術脫節，反而讓我更加渴望回到校園，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它讓我清楚地看見自己的方向，使我在進入台大後，能夠更專注、更認真地投入學習。這一年，完全沒有浪費。

臺大社會系 : 如何轉換一年的實務經驗至大學學習

比起同齡人晚一年入學，說完全沒有焦慮是騙人的。但若能將這份焦慮轉化為前進的動力，你會更懂得如何妥善規劃時間。大一新生普遍還在探索階段，可能會選修許多人稱「甜涼爽」的通識課。但我從一開始，就選了很多系上的專業選修課，只想盡快補足知識。加上疫情期間，許多課程改為遠距教學，減少課外活動，反而讓我能更專心讀書。這段時間密集的知識累積，為我日後走向學術道路，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石。

其次，這一年積累的實務經驗，讓我對社會學的理論產生了截然不同的感受。社會學常被認為較不貼近現場，不像社工系會直接接觸人群。但正因為我曾親身接觸過那些群體，當我回過頭來閱讀理論文字時，我能深刻地感受到理論與現實的連結。那種感覺不是「哇，這個理論好酷」，而是真正理解理論如何解釋、運作於真實世界之中。這讓我能夠更靈活地應用所學，而不是死背理論。

最後，這段經歷也讓我更了解自己的個性。我不太喜歡盲目聽從上司的指令，反覆思考發現最能自主的工作，似乎只能繼續深耕學術研究，或是成為自由工作者。這個體悟，讓我開始投入學生自治社團，不論是系學會還是台大學生會，學習自我治理與管理的能力。這些具體的影響，我想都是那一年 Gap Year 帶給我的寶貴資產。

社會系到臺文所：各學科邊界尋找全新的刺激

在社會系的四年，我曾一度感到學術與實務之間存在著難以彌平的鴻溝。我們在課堂上激烈地討論父權、資本主義，但這些概念在日常生活中卻難以成為共識，這讓我感到有些無力。然而，大四那年的田野經驗，成為一個重要的轉捩點。我進入安置機構進行研究，那次經驗讓我發現，研究與實務其實可以緊密結合。我們不一定要成為第一線的幫助者，而是可以透過研究嘗試去鬆動看似難以改變的結構。例如，在一個嚴格管理的機構中，找到可以突破的節點，像是推動性別教育，或者在課審會爭取保留新住民語的教育空間等，這正是社會學家擅長發揮的領域。

這次經驗，讓我重燃對學術的熱情。但同時，我也意識到目前社會系所能提供的資源，幾乎讓我在大學四年中挖掘得淋漓盡致。我渴望新的刺激與碰撞，不安於待在同一個環境。因此，碩士班我選擇臺灣文學研究所 (台文所)。台文所的組成很多元，同學來自中文、歷史、東亞等不同科系，大家帶著各自的學科方法，共同研究台灣的文化與社會。相較於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給了我更大的想像空間，這正是我當時所追尋的新方向。

荷蘭海外實習經驗分享

臺大海外資源 : 臺大國際引水人計畫

就讀臺文所的日子，我同時也在臺大國際事務處工讀，也因此得知了「臺大國際引水人計畫 NTU Overseas Internship Program」。坦白說，我一開始對這個計畫興趣缺缺，因為第一屆開放的多數職缺都集中在熱門的商管和理工領域。感謝國際處同仁們的努力，第二屆開始計畫中新增好幾個有趣的 NGO 職缺，其中一個就是位於荷蘭的 New Women Connector (NWC)，不管是工作內容或地點都立刻抓住我的目光。

這個組織完美地契合了我所有的關注重點：我本身是新二代，而它關注的是移民女性；它是一個女性主義（Feminist）組織，與我所學的性別研究能直接對話。另一方面，我也想換個角度再次體驗海外實習。高中時去清邁，更多是在學習；而現在，我累積了更多知識與經驗，或許開始有能力將所學貢獻給相關社群。臺大引水人計畫提供最完整的支持系統，從行政細節到獎學金，讓我跟家長都能覺得很安心。

臺大國際引水人計畫 : New Women Connector

當時，我只申請了 NWC 和另一個位於捷克 Human Rights Forum，兩者都與我的人權倡議背景相關。面試過程比想像中更順暢，NWC 的 Mentor 除了專業能力外，更看重的是我們能否在合作與溝通上達成默契。尤其在歐洲，團隊需要跨文化合作的氛圍遠比個人能力來得重要。最終，我順利錄取我的第一志願 NWC。

我對這次實習有幾個具體的期待：首先，體驗歐洲 NGO 的跨國合作模式，特別是 NWC 作為聯合國認證的組織，有很多與國際機構對話的機會，這是台灣 NGO 目前普遍較難企及的層面。其次，我想更深入探索「移民」與「性別」這兩個議題的交織性，學習海外組織如何將女性主義的方法融入移民政策的倡議中。最後，NWC 也承諾我能參與實質的研究工作，而不會只流於負責行政庶務，這讓我感到這是一個能全方位學習的寶貴機會。

New Women Connector : 遠距工作、跨文化合作與歐洲 NGO 的工作日常

NWC 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組織，它的公司成員四散在歐洲各地，因此我們的主要工作型態是遠距協作 (WFH)。我們每週固定會有一次線上會議，同步各自的專案進度，會議前還會有一段閒聊時間，分享彼此的近況，維繫團隊的情感連結。

我與 Mentor 之間則透過 Slack 和 Google Docs 密切互動，她會清楚地告知我任務的截止日期，但在期限內，我擁有完全的自主權去規劃自己的工作時間。她會在我的文件上留下修改建議，然後我們再約時間線上討論，確保彼此的理解一致，這種模式非常井然有序。

在歐洲的職場文化中，我學到最重要的一課，或許是他們對「人」的重視。同事與主管都非常關心彼此的身心健康（well-being）。工作與生活的界線被嚴格遵守，下班後和週末，幾乎不會有工作訊息的打擾。在我實習即將結束時，組織甚至宣布全體員工在八月將有三週的長假（可惜我已經返國）。這種對工作者福祉的尊重，與台灣 NGO 普遍高壓、忙碌的環境形成了鮮明對比，也讓我開始反思，一個更健康、永續的工作環境應該擁有哪一些特點。

New Women Connector : 印象深刻的專案執行經驗

兩個月期間，我的工作主要圍繞著兩個大型專案。第一個月，我負責盤點所有歐盟（EU）、聯合國（UN）及荷蘭本地的資金與補助計畫（Grants & Funds）。這是一項浩大的工程，這項工作的挑戰首先來自於資訊的「過度豐沛」，過去在台灣，NGO 的資金來源相對有限，尋找補助的過程比較單純。蒐集任務，真正的核心工作在於後續的篩選與分析。絕非簡單看標題、金額或申請期限而已，而是一場對每個潛在機會進行的深度質化剖析。我必須仔細研讀每一份資金說明，理解這個 Grant 背後的真正目標與價值觀，判斷其理念是否與 NWC 的女性主義立場一致，因為我們尋找的不是任何一筆錢，而是能夠認同我們理念的「策略夥伴」。

而層層深入的分析，必須被轉化為團隊能夠實際運用的工具。我將研究成果彙整成一個動態的資料庫，並設計了清晰的分析模板，將每個Grant的背景、目標、關聯性與可行性都結構化地呈現。經過一個月的反覆調查與整理，最初上百個可能的選項，被我精煉至最後二十幾個最值得投入的高度相關機會。這個過程讓我深刻體會到，在歐洲，NGO 的募款工作早已超越了單純的「行政庶務」，它本身就是一種高度專業的「研究工作」，要求你必須同時深刻理解外部的資源生態與組織內部的真實需求，並在這兩者之間，找到最完美的契合點。

第二個月，我的重心轉向為NWC與聯合國難民署（UNHCR）合作的計劃撰寫一份關於「移民團結」的 National Report。這份報告非常正式，需要包含文獻回顧、優良案例分析，並結合荷蘭當前的移民政策脈絡。藉由閱讀大量文獻，將 NWC 的案例與其他跨歐洲的經驗整合起來，在與主管的反覆討論中，不斷深化報告的在地脈絡與論述的嚴謹性。

除了這兩大專案，日常工作中，我也會參與 NWC 的線上培訓課程，擔任分組討論的主持人，與來自歐洲各地的參與者交流。雖然是遠距工作，但透過清晰的溝通與高效的工具，團隊合作的效率非常高。這次經驗讓我深刻體會到，彈性的遠距工作模式，絕對值得在更多組織中推廣。

跨界飛行：讓學術會議成為倡議的延伸平台

在實習期間，我也有機會將 NWC 的實務工作與我個人的學術研究進行連結。早在確定實習前，我就已經安排兩場海外的學術會議發表，也在面試時與導師討論應該怎麼將實習所學融入發表。一趟在美國舊金山，另一趟則在摩洛哥。這看似是我個人的學術行程，卻意外地成為了延伸 NWC 倡議理念的平台。

在舊金山，我的發表主題是酷兒紀錄片。我分享一部關於印尼移工來台灣工作，並在過程中成為女同志的電影。這個主題，正好與 NWC 長期關注的「移民」與「性別」議題產生了有趣的呼應，讓我能夠將台灣的在地案例與歐洲的實務工作框架相互對照，與聽眾分享。而在摩洛哥的國際會議上，我則發表了大學時期關於安置機構兒少的研究，同樣地，我也分享了「機構」與「性別」的交織視角，同時納入 NWC 的倡議實務經驗，希望能夠基於學術研究發展出後續的政策建議。

NWC 不管主管或同事們都對此非常支持，能讓組織的理念與工作在不同的國際場合被看見、被討論，對 NGO 是非常重要的事。這也讓我發現，學術與實務不必然是兩條平行線，而是可以相輔相成創造出更大的影響力。

來自邊境的震撼教育，當倡議事件發生在身邊

實習期間，最讓我印象深刻且震撼的事件，是一次發生在我們組織夥伴身上的事件。她本身作為移民，一次從法國前往德國開會、返回法國的途中，在邊境被德國警察攔下。儘管她出示正在更新中的居留證明（在法國，這很常見），但德國警察不予採信，不僅對她進行了極具侵犯性的搜身，還將她關進觀察室，最後甚至要她自己徒步從邊境走回法國。

更諷刺的是，她當時參加的會議，正是「歐洲反種族主義大會」，而她才剛當選該組織的副秘書長。

儘管天外飛來橫禍，讓 NWC 整個團隊上下都感到非常震驚與憤怒。然而，NWC 穩重的處理方式，卻讓我看到專業 NGO 的典範。第一步是立即聯繫那位夥伴，暫緩所有原定的訪問計畫，優先確保她的身心狀態穩定。接著，在短短一天內，團隊迅速草擬並聯合其他組織發布了一份聲明。

那份聲明並非只是情緒性的譴責，而是非常有條理地將此一事件，與我們長期以來對移民政策、警察權力擴張的研究和歷史背景相結合。它清晰地論證了這起個案如何反映歐洲普遍存在的系統性種族主義問題。這次事件讓我看到，研究與倡議可以如何完美地結合，研究不應只是實務工作的附屬品，而是賦予倡議行動深度與力量的基石。

荷蘭實習生活：工作、旅行與文化的體驗

受益於遠距工作，我在歐洲的生活相當有彈性。工作日，我可以自由選擇在家、公共圖書館或是咖啡廳工作。荷蘭的公共圖書館空間非常舒適，很像共享工作空間。除了個人工作，我們也會有實體見面的時候，NWC 的同事們非常熱衷於參與各種社會運動，我也跟著他們一起參加了反對北約擴張軍權的集會。對他們而言，這些議題都息息相關，移民政策與國際政治絕非毫無關聯。

休息日，我就會在荷蘭及周邊國家旅行。歐洲城市間的交通非常便利，我遊覽海牙、鹿特丹、萊頓，較遠去到比利時和柏林。此外，我還充分利用了歐洲對 25 歲以下年輕人的各種文化優惠，比如用非常划算 19 歐元的月費訂閱電影院的服務，在荷蘭當地看了很多電影和舞台劇。

關於開銷，兩個月的總花費大約控制在 20 萬台幣以內，其中申請到教育部的「iYouth Voice」青年國際發聲及蹲點研習計畫，大概補助了三分之二的費用。

本次總花費中，住宿是最大的開銷之一，不過很幸運在一房難求的荷蘭，我透過交換學生社群承接兩個月只需要 1200 歐元的房源。飲食上，由於歐洲外食昂貴，大多時間都會自己煮省錢，花費與在台灣差不多。最大的開銷其實是荷蘭國內昂貴的交通費，以及假日的休閒支出。

引水人計畫的啟發 : 未來藍圖，帶著跨國視野持續深耕

這次在 NWC 的實習經驗，為我未來的學涯和職涯規劃帶來了深刻的啟發。我學習到歐洲如何細緻地討論移民與性別的交織議題，這也讓我反思台灣的現況。身為新二代，我一直關注相關議題，但過去總覺得自己離這個領域有點遠。這次回來後，我希望能更積極地投入，無論是透過研究或實務，去探索那些被忽略的面向，例如新二代與性別的關係。

同時，我也希望能將在歐洲觀察到的、更健全的 NGO 工作模式帶回台灣與夥伴分享。台灣的 NGO 長期面臨資源不足、人才流失的困境，或許我們可以思考，如何建立一個更重視研究、更關注工作者福祉的環境，讓 NGO 能發揮更大的長期影響力。

接下來，我即將前往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C Berkeley）交換一年。我期待在一個全新的學術環境中，再次拓展自己的視野。走過歐洲，再到美國，每一次的出走，都讓我對世界有更深的理解，但也讓我更加確定，我對台灣這片土地的熱愛與歸屬感。

對我而言，「引水人計畫」的意義，不只是把我們推向世界，更是鼓勵我們在繞了一圈、看過世界之後，思考如何回到台灣，用我們所學的知識與經驗，為這片土地做出貢獻。不論未來我是否在國外唸博士，我的最終心願，都是回到台灣工作，讓台灣變得更好。這是我作為一個受社會栽培的臺大學生，責無旁貸的使命。

執行編輯 / 校稿編輯 : 林軒毅 Bill
本篇訪談由 WillStudy 團隊 與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事務處 共同編輯/發行 (訪談時間 : 20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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